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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文化与《鬼谷子》

北京图书馆 李凭

一九九四年十月

(一)

记载鬼谷子其人、其事及其书的文献虽有多处,但内容都很简略,这是对于有关鬼谷子的问题难以说清的根本原因。

相对而言,在所有记载中最早而又最可靠的史料是《史记》。在《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者,孙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同书卷七十《张仪列传》也记载:“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在这两段引文中的鬼谷先生即鬼谷子,关于鬼谷名称的由来,上引《苏秦列传》之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注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以为号。”

同条之下司马贞的《索隐》也称:“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

按徐广和司马贞的说法,鬼谷原系地名,居其地者自以为号,遂有鬼谷先生之称。

然而,有关鬼谷之地也有多种说法,除上引资料中所见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附近的扶风池阳和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县附近的颍川阳城之外,还有所谓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今湖北省当阳市附近、今湖南省大庸市附近,以及今河南省淇县云梦山中,等等。不过,其中符合《苏秦列传》中所称洛阳以东者只有今河南省的登封和淇县两地,前者位于洛阳东南,后者位于洛阳东北。

鬼谷子隐居处在淇县云梦山的依据是大量的民间口碑资料和诸多的遗迹与遗物。其中较重要的是:云梦山中鬼谷洞口(亦称水帘洞口)有明人窦文书写的一则摩崖题记,曰:“鬼谷先生隐处——水帘洞”;明嘉靖二十四年《淇县志》云:“水帘洞,……世传鬼谷子修道处”;清人何士琦撰写的《云梦山游记》碑刻称,“水帘一洞,尤极幽玄,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这三条证据虽然时代较晚,但却与《史记》的《苏秦列传》相符合。《苏秦列传》称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而淇县云梦山的地理位置在上列诸地中最接近于齐地。因而,将上述三条证据与《史记》的记载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就会觉得鬼谷子隐居于云梦山的可能性较其余各处更大。

淇县之地古称朝歌,为殷商最后国都,后为卫国都城,今城内县林业局大院门口尚存卫国故城城墙。《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的记载也可以为证,该记载曰:“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光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上述记载不仅告诉我们卫国最初受封于河水和淇水之间,而且告诉我们由于卫国统治之民是殷商遗民,因此国内政局颇不安定。这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文字是有帮助的。卫国虽然是周初封建的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动荡,春秋以后便日趋衰败了。公元前660 年,狄人伐卫,杀卫君懿公,齐桓公率诸侯伐狄,并将卫国都城迁到新筑的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以后,又东迁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成为依偎于齐、魏等诸侯之间的小国。公元前254 年,卫国沦为魏国的附庸,从此苟延残喘,虽然其国君传位至秦二世,实际上早已形存而实亡。由此看来,卫国不仅在地理上日益接近齐国的疆域,而且在政治上长期受齐国的控制,从这方面来考察,与《苏秦列传》所谓“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一语相符。另一方面,卫国又曾受制于魏,受魏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况且其间交通便利,人员交往也自然频繁。这一点恰好又与《史记》的《张仪列传》中所谓“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一语相照应,可以作为鬼谷子隐居于淇县附近的佐证。

与淇县相比,登封虽然也在洛阳以东,但地处成周与郑国之间,后来为韩所有,其地距齐较远,政治上受齐影响也较小,似难与《苏秦列传》的记载相印证。

倘若史实确如上文推测,即淇县之云梦山确系鬼谷子隐居之地,则鬼谷子的思想根源也即产生鬼谷子学说的文化背景就有迹可循了。

(二)

鬼谷子的学说集中体现在《鬼谷子》一书之中,而《鬼谷子》一书充满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鬼谷子》重在论述谋略的设计与运用,它主张揣摩情势,筹决计谋,以指导政治行动。在该书《揣摩》中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又称:“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者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在该书《飞钳篇》中也称:“将欲用之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山且崄之难易,人民财货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

鬼谷子的学说旨在“用之天下”,为了达到“用之天下”的目的就必须“度权量能”,这正是《鬼谷子》一书的中心思想。

鬼谷子的思维方法充满了辩证分析的因素,这在《鬼谷子》一书中也有大量的反映。如该书《捭阖篇》中称:“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在《反应篇》中也称:“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睑,欲高反下,欲取反与。”在《权谋篇》中则称:“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在《谋篇》中还称:“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

在这几段论述中,正反兼及,矛盾相应,层层推进,说明鬼谷子的思想相当深刻。

由于《鬼谷子》一书体系缜密,逻辑性强,因而虽云其“鬼”,却并不陷于诡谲。另一方面,鬼谷子虽然意在掌权制众,以平天下,具有恢弘的思想,但却并无政治方面的实践活动。《鬼谷子》一书的内容,大多是抽象的原则,并不牵涉当世的人与事。作为隐士,却很关心政治;作为政治理论家,却又没有社会活动,这样矛盾的现象,是鬼谷子思想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

无疑,在鬼谷子深刻的思想意境的背后,有着宽广源远的历史景深;而鬼谷子超脱的政治理论也非凭空产生,它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经验的总结。换言之,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才能萌发出鬼谷子这样富有哲理的学说。我以为,培育鬼谷子其人、其事、其说的土壤是殷商文化的积淀。

(三)

鬼谷子隐居的卫国虽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小国,但它的人民却主要是曾经繁荣昌盛的商王朝的后裔。

建立商王朝的商族最初是一个频繁迁徙的部落,直到盘庚之际才在殷地附近安定下来,此即所谓的盘庚迁都于殷。此后,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的小屯村的殷便成商人活动的中心,因而盘庚迁殷之后,商又被称为殷商。

鼎盛时期的殷商王朝的版图相当辽阔,据说“东自济水,西至陕西,北起易水,南及桐城,纵横都在千里左右”。但是,由于古代简陋的交通工具及其他技术条件的限制,这里所谓的版图不可能像如今的国家那样疆界分明,它只是指殷商王朝的势力所能达到的范围而已,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依附于殷商王朝的部落和方国的领土。实际上,殷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局限于以殷——妹为轴心的今豫北地区,这一地区北抵漳河,东与南达黄河,西凭太行山,呈平行四边形形状。

妹,又作沬,后称朝歌,其位置即在今淇县,殷商晚期以其为别都。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在朝歌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使之迅速地兴旺发达起来,成为殷商末期的政治中心与文化荟萃之地。至今,在淇县城里、城外仍留有如摘心台、鹿台、纣王墓等大量的文化遗存。然而,由于纣王的腐败,殷商王朝被周王朝灭亡了。此后,正如前文已述,周王朝在朝歌封建了卫国。

卫国的人民主要是殷商的遗民,共有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这七族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他们的职业,如陶氏与制陶业相关,“樊”字为篱笆之意,“繁”即马缨。也就是说,卫国统治下的殷商七族遗民主要是从事手工劳作的人民。之后,由西周而进东周,由春秋而入战国,卫国的殷商七族遗民及其后代依靠辛勤的劳动不但将其祖先的先进技艺继承下来,而且将殷商文化的结晶凝聚在他们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中。卫国在春秋、战国之际虽然政治上日趋衰落,而手工业与商业却久盛不衰,就是由于它一直被笼罩在浓郁的殷商文化之中的缘故。因此,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观察,都应该意识到鬼谷子的思想与殷商文化之间会有联系。

商代文明是辉煌的中国文化奠基之石,尤其在盘庚迁都于殷之后,它的光彩迷人夺目,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这些不但可以从文献中看到,而且也已经被安阳殷墟以及淇县的大量遗迹与遗物所印证。

商代文明的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意识的相对发展。盘庚迁殷之后,殷商王朝进入了奴隶制的社会阶段,作为公共的、强制性的统治机构的国家机器业已形成。在殷商社会中,阶级分化十分清楚。特别是,在统治阶级中层次已很分明,其最高统治者是王,在王的周围是以亲缘关系确立的大小贵族,在王的外围是以服属关系确立的各邦侯伯及酋帅,此外还有下文要谈到的掌管贞卜与祭祀的贞人和巫史。这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为了更好地操纵国家机器去治理自由民与奴隶,去处理宗主国与方国、部落的关系,去发动对外战争等事务,就必然要研究政策的制定与策略的实施等问题。有关这些,在业已出土的卜辞中有大量的反映。从先贤学者们对于卜辞的深入研究之中可以看出,殷商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相当繁复,人主运用权术去谋求政治利益的观念也已经相当明确。也就是说,殷商王朝的统治阶段已经有了强烈的政治意识。

殷商王朝灭亡之后,殷商之民的政治地位陡然下降,特别是,原先的统治者们不但不能像过去那样行使其统治权力,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与压迫。因此,除了少部分投靠周王朝的贵族外,大部分人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其中的一些人便如前文所引《史记·卫康叔世家》中记载的那样,或者怀有“贼心”,或者参与“作乱”;也有不少人投奔山林,隐居了起来。在隐居者中也有两种情况,一种人对世事冷寂了心,因而甘心清解,走上了“无为”之路;另一种人虽然远离了政治,却并不甘心脱离政治,为了排泄那种得不到政治实践的机会苦闷,于是收徒授课,著书立说,试图以其思想来影响世事。

正是这样,经过若干代人的相沿相袭,虽然承载殷商文化的躯壳,殷商王朝早已腐朽了,但是其所留下的积淀却被提炼、结晶出来。其中的政治斗争的经验也被抽象出来,成为后世人主揣摩情势,筹决计谋,以指导政治行动的思想宝库。殷商民中的后一部分隐居者的行为与上文所述鬼谷子虽有恢弘理想却无政治方面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是相一致的,他们的思想也与鬼谷子学说中抽象的原则居多而当世的人事甚少的情况是相一致的。因此,从这一点来考察,鬼谷子其人、其事与其说的产生与殷商文化应该是存在着有机的逻辑关系的。

我们从追寻鬼谷子隐居之地为线索,将鬼谷子思想与殷商文化联系到了一起。其实,如果承认鬼谷子思想与殷商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反过来又可以作为鬼谷子隐居于曾是殷商别都的朝歌附近的佐证。二者应该是互证的。因此,将鬼谷子学说与殷商文化作更加深入、细微的对比、分析与综合研究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

(四)

如果承认鬼谷子学说植根于殷商文化,那么鬼谷子名称的来源就有以下两种可能。

其一,与殷人信鬼有关。

现在人们总是将鬼与魔怪、妖魅联系在一起,谈“鬼”而色变,其实在殷商时代鬼是很崇高的形象。这是因为殷商社会脱离愚昧的原始社会为时不久,所以特别敬重鬼神。因而,《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在殷人的心目中,人死之后就化为鬼,鬼是祖先的灵魂,而祖先的灵魂是具有很大的威力的。盘庚迁都于殷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为了说服部众以达到迁殷的目的,盘庚就将上天与祖宗的牌位抬了出来,《尚书·盘庚篇》载盘庚对大众言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盘庚的这一招还真灵,大众终于服从了先王的灵魂的“意志”,在殷都安居下来。鬼既然是殷人的祖先,必须会保佑其现世的子孙。因此,殷人祭祀祖先的活动十分频繁。祭祀活动的本身是对于祖先崇德报功的表示,目的在于求得祖先降福。

既然祖先的灵魂有巨大的威力,又能够降福于后人,于是殷人每有重大的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乃至于战争与媾和,都要求教于鬼的启示。具体地说,就是利用龟背或牛胛骨等物来占卜,以此表明鬼神的态度,决定是否进行某项活动。作这种占卜工作的人就是前文述及的贞人。他们在殷商王朝中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对此,李亚农先生曾经有过论述:“在(殷商王朝)国家机关中还存在大批显赫的人物。首先,就是我们在卜辞中习见的贞人,也是殷代的史官,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机关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殷王的一切行事都要由他们来贞卜:战争、祭祀、天时、收获、田猎、疾病、生死、来往、行止、建筑工事以及人事行政等,无不包括在他们贞卜范围之内。”

贞人之所以会在殷商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占据崇高的位置,那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最接近鬼的人,是鬼的代言人。

不仅如此,贞人还是智慧的象征,正如李亚农先生指出的那样,贞人是“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殷人的贞卜虽然是迷信活动,但却是一项很复杂的脑力劳动。有的过程往往要经过几十次反复,才能推断出结果。因此,剥去其迷信的外衣,仅从其分析推理的过程而言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辨活动,其中包含了心理学、预测学、逻辑学乃至朴素的辩证思维的萌芽。说到此,我们又顺便会联想到前文所言的鬼谷子思想中的缜密的思维成分。既然我们承认鬼谷子学说植根于殷商文化,那么这些缜密的思维成分或许就是由殷商贞人们的思辨活动中萌发出来的。

后来,殷商王朝虽然灭亡了,占卜之术却流传下来,鬼的概念也仍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强烈地留存着。既然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中鬼和鬼的代言人是智慧的象征,那么人们将那些具有大智大慧的山中隐士冠之以“鬼”字也是可能的。既然山中隐士是“鬼”,他们隐居的山谷就成了“鬼谷”。

其二,与鬼方有关。

在殷商王朝的周围有许多异族部落与方国,其中有一个强大的方国叫鬼方。其名见于《周易·既济篇》,其文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鬼方即两周时的玁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以后的匈奴,这是与古代的汉民族交往颇为密切的游牧民族。一般认为鬼方在今陕西省一带,其实从上引《周易》中的那句话来推测,鬼方不会离殷商王朝太远。无论如何,殷高宗武丁不可能置根据地不顾,放心大胆地脱离殷都,驻扎在遥远的陕西,长期地从事征伐活动。如果真有此事,等他三年后回殷都,王位早已被他人篡夺了。我体会,所谓“三年克之”的含义应该是,在三年之内经过反复用兵终于打败了鬼方。因此,鬼方的位置不会离殷都太远。其实,鬼方自古就是强大的部落,它不仅占有很大的范围,而且还有众多的下属部落,其中有不少游牧于今河南、山西两省交界的太行山脉地区。现今淇县以西的云梦山区,正属于太行山脉南段的余脉,而且水草丰盛,至今仍是放牧牛、羊的优良牧场。在殷商王朝势力薄弱时,鬼方部落中的一支进入其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许正是因为离殷都太近了,武丁才要下决心花三年的时间将其打败。

被打败的那些鬼方部落是从此远遁了呢,还是留在原地当了牧奴了呢?史事渺茫,我们已无从知晓了。但是,他们曾游牧过的山谷被冠以“鬼”名而流传下来却是可能的。

本文就鬼谷子问题提出了一种假说,意在抛砖引玉,如蒙方家的注意,使之获得修正,则幸甚。既是假说,自然多有臆测之见,尚祈读者的谅解与教正。


点击次数:3700  发布日期:2015-05-07  【打印此页】  【关闭